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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谁能相信呢?在沙漠王子和毛泽东的子孙后辈之间竟然谱写出了一首田园诗。利雅得和北京一直到1990年才相互认识,在此之前,沙特阿拉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外交关系。谁知道,仅仅15年后,他们就彼此爱得发疯,或者说快要发疯了。沙特王国派遣了数千名学子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汉语,并动员资金和工程师去中国建造炼油厂和石化厂。沙特让中石化集团和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负责一部分天然气资源的开发。这本来“顺理成章”地应当是美国大佬们的机会。然而这一次,自1973年以来的第一次,利雅得让华盛顿尝了闭门羹。对北京如此垂青绝非偶然:在这段时间里,沙漠王国已经成为中央帝国的头号石油供应商。这对美国实在是一大痛苦。中国人每年要消费16,900亿支香烟,每年有10万人死于公路事故,在这片土地上,有170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000万会弹钢琴的人……人们还可以继续无休止地罗列它的各种最高纪录。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帝国,这些数字对它而言既不新鲜也不独特。然而,它的硕大无朋却使它的腾飞具有了非常新鲜和独特的性质,成为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与以前在工业革命中起飞的小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具有世界人口20%的大陆国家正在进入工业世界,它所产生的影响与当年占世界人口仅2%的一个小群岛国家(日本)、乃至一组小群岛和小半岛进入工业世界时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一样的。中国的巨大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全球化的风险。网上比较靠谱的棋牌游戏法国雇主们正在为未来的命运忧虑,其18万雇员更是惶恐不安,人们甚至不敢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澳大利亚,那里曾有过类似的先例。取消限额的规定于90年代中期就在澳洲生效了,整个行当气息奄奄,廉价商品泛滥。其中有2/3来自中国,在10年时间里增长了两倍。今天,在这个袋鼠之国,卖出去的内裤和T恤中有95%都是“中国制造”。

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今年4月,伊兹拉莱维奇先生来北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交流活动,其间,《参考消息》、《新京报》、《科技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各大媒体都对他和《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进行了积极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栏目还专门举办了他和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就《当中国改变世界》引发的争议和话题进行的对话。今天,法国纺织和制衣业的工业家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就像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或《现代启示录》中那样,他们需要自问,是苟延残喘还是但求速死?从2005年1月1日起,有30多年历史的世界成衣交易游戏规则——关于衬衣、T恤和斜纹布裤子贸易的《1974年多重纤维协议》被取消。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护法国的北方纺织厂、浮日内衣厂和里昂丝绸厂免受穷国的竞争了,中国的纺织业和制衣业将呼啸而来。

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表面上看,北京城里的商贸中心与其他地方的并无两样。密集的人群在那里挤来挤去,到处是广告牌,争相招徕顾客。七层大楼层层有滚梯相连,每层主营一类商品。二楼是鞋子和女式服装,三楼是男式服装和儿童用品,四楼是电信、电话机,如此等等。入口处是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里正好有两三位乞丐,成为中国都市中一道新的风景。这里与一般的大商场一般无二,但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只卖“假货”,真正的“假货”,假锐步,假威登,假万宝龙,假索尼,不胜枚举。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中国的冶金代表团到了那里,说是在美国最边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收购了这家倒闭了的公司及其在当地的一家联盟企业——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让其重新开始采矿。为了供应东方的高炉,中国恢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矿石生产能力。

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网上比较靠谱的棋牌游戏生产电视机的TCL、制造电信设备的华为以及家电龙头海尔,它们目前在西方大众中的知名度还不高,中国首批跨国公司的身材尚不够高大。但它们是先遣队,紧随其后的则是发往世界各地的大军!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很明确,像东京和汉城当年做的一样,北京想很快向世界舞台推出几位“全国冠军”。为此,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负责“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其目标就是尽快将50棵企业苗子培植成世界500强。为此,中国政府选择了200家企业作为培养对象,它们分布在许多行业,如建筑、钢铁(宝钢)、汽车(上海汽车集团)、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啤酒(青岛啤酒)等。它们的选择不带宗派色彩,不分国营民营,散布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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